1949年10月里的一天早上，新上任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跟平常一样，在西花厅的沙发上睁开了眼。

这地方既是他的家，也是他的工作地点。很长一段日子以来，周恩来总理经常在这儿忙到很晚，累了就直接在沙发上打个盹儿。那时候，新中国才建立没多久，国内国外的事儿一堆接着一堆，都得周总理操心。对他来说，时间真的太重要了。

随便用水抹了把脸，周恩来就走到窗户边，往远处瞅瞅，想醒醒神儿。他忍不住小声嘀咕：“这秋天，可真凉快！”

现在的北京，盛夏的炎热已经悄悄离去，迎来了让人从心底感到舒爽的天气，整个人都畅快多了。

蓝天白云铺满天边，看不到尽头，阳光跟之前几个月一样亮堂堂的，不过已经不那么烤人了。

轻柔的风儿悄悄从窗户溜进来，轻轻触碰人脸，带来一丝丝清爽，让原本微微犯困的周恩来总理一下子精神了不少。

他刚回到办公桌旁，打算埋头对付那堆得像小山样的文件，结果这时候，敲门声不合时宜地响了。

“门开着，直接进来吧。”

周恩来把文件放到一边，这时，他那年轻的助手推开门进来了。

他匆匆走到办公桌旁边，轻轻地把一个信封搁在周总理的桌上，然后说：“总理，这封信是从澳门过来的，说非得亲手交给您不可。”

周恩来把信封接了过来，助手一走，他就赶紧打开看了起来。

但是，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他原本挺平静的脸上猛地露出惊讶的表情，里头还掺杂着一丝兴奋。

这封信确实是澳门那边寄过来的，而且写信的人，以前是我党的一个大叛徒！

他千里迢迢寄来这封信，心里头就盼着能得到谅解，好再次加入党组织。

这事儿实在太大，连平时都很镇定的周恩来也一时没了主意。想了想，他便站起身，往菊香书屋快步走去，想找毛主席问问看法。

毛主席看了那封信后，想了好一会儿，才叹了口气说：“恩来，你告诉他，想回来也行，不过得答应一个要求。”

那么，这个写信的人到底是谁，居然连周恩来总理心里也没个准儿？

那毛主席提到的那个条件，究竟是指啥呢？

要知晓这段不太被人提起的过去，得从革命那会儿的一次“大变动”讲起。那时候，世事多变，一切都处在动荡之中。要想明白这段历史，就得从那个“大变动”的起点开始聊。

蒋介石因为想要一个人说了算，掌控国民党军政大权，所以他突然搞了个让全世界都震惊的大变动。这么一来，国共两家本来合作得好好的，结果也闹掰了。全国革命形势本来一片大好，结果也被他给搅黄了。不少共产党人和那些支持民主进步的人，都遭到了他的打压和迫害。

眼看风暴即将席卷而来，整个局势动荡不安，包惠僧此刻正带着妻子，在上海过着隐居生活，但他心里头那个苦啊，真是说不出的难熬。心里头的烦躁和压抑，就像潮水一样往上涌，结果他一冲动，做了个让自己一辈子都后悔的决定——退出共产党，还打算去找蒋介石，谋个一官半职。

不过，当他哆哆嗦嗦地把那封求职信写完时，突然忍不住放声大哭。

书房里传来的奇怪声音让妻子赶紧跑过去看个究竟。这时，包惠僧带着哭腔说：“其实，我也是个死心塌地的革命者。但现在这局势，让我真的看不到未来了，感觉只能向那些所谓的‘反动派'妥协了……”

包惠僧说的话不假，他以前也是个满怀理想的热血青年，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早加入党组织的那批人之一。

1921年夏天7月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的望志路106号地方举行了。那时候，才27岁的包惠僧，他是被陈独秀叫去参加的这个大会。

在那之前，包惠僧已经小有成就，他加入了武汉的共产主义小组，还在武昌帮忙搞起了共产党的临时支部，自己还当上了支部书记。

他参加了中共一大之后，碰到了好多想法一样的年轻伙伴。

之后，为了让我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更加紧密，咱们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包惠僧呢，就被大家选为了长江支部的头儿，他还同时管着中共北京区委的秘书工作和中共武汉区委的委员长事务。

1922年那年的秋季，毛主席在长沙这些地方带着工人们搞运动，结果惹恼了湖南的军阀赵恒惕，他下了通缉令要抓毛主席。没办法，毛主席只好跑到武昌去躲一躲。

包惠僧一听到那事儿，立马就安排了两个同志去把毛主席接来家里。他拉着毛主席的手，直说：“润之兄，你就先在这儿安顿下来，等事情平息了再商量后续。”

毛主席心里头当然清楚人家的一片好心，但又怕给对方添麻烦，想了好一会儿，才满脸愁容地说：“我住到你家里，说不定会给你带来灾祸啊……”

听到这话，包惠僧立马回应：“别担心，要是做事瞻前顾后，缩头缩尾，那我就不配当个革命人了。”

在那段时间里，毛主席和包惠僧一起待了二十多天，两人慢慢建立了很深的交情。

1925年年初时候，周恩来刚从欧洲回来没多久，就挑起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还有副党代表这些重担。

那时候，占据粤东地区的军阀陈炯明老跟革命政府对着干，特别是孙中山先生北上期间，他居然自封“救粤军总司令”，打算率兵攻打广州。为了应对这一威胁，广东革命政府决定派兵东进，去收拾陈炯明，周恩来也加入了这次行动。

不过，周恩来走后，黄埔军校就没人打理了，这让当时管着广东省的廖仲恺特别发愁。

可因为前线战斗局势吃紧，实在没法把周恩来调回来。考虑再三后，廖仲恺只能去找包惠僧，让他先顶替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位置。

从这事儿能看出来，那时候的包惠僧，无论是名声、经验还是本事，在党内那都是数一数二的。

但是，后来的日子里，他因为一个糟糕的决定，把自己的大好前程给毁了。

就在他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收到了周恩来的指示，让他大概在7月20日左右赶到南昌。

在电报里头，周恩来没跟他说清楚为啥得跑一趟南昌，也没细说到了那边该干啥活儿。

包惠僧尽管心里犯嘀咕，但还是照着吩咐，胡乱打包了点东西，接着就坐上了去南昌的火车。

包惠僧接受了这个任务，心里头直犯嘀咕，组织上打算办这份报纸，那肯定是铁了心要跟反动派干到底了。

不过，后来因为一些复杂情况，那份报纸到最后还是被停掉了，包惠僧也因此不得不先闲置一段时间。

8月1号那天，周恩来、贺龙、朱德他们带头搞了一场武装反抗，然后带着队伍一路往南，沿着抚河前进。

这时候，包惠僧因为不适应当地环境，病得挺厉害，实在没办法，周恩来只好安排他在南昌先养病，等身体好了再去武汉找党组织。

休息了十多天后，包惠僧身子骨慢慢恢复了，于是他揣着周恩来给的介绍信，和老婆一块儿去了武汉。但奇怪的是，他们在武汉晃悠了大半个月，愣是没找到那个联系人。

大半夜的，他心里头直犯嘀咕，武汉那边的同志，该不会全让反动派给抓了吧？

包惠僧一想到这事儿，心里就直发憷，吓得冷汗都冒出来了。之后，他就带着老婆四处奔波，从高邮跑到黄冈，好几个地方都待过，最后才在上海安了家。

这一路上，包惠僧亲身经历了“白色恐怖”的骇人场景。每到一处，军警们就像疯了一样到处抓共产党人，就连那些没有武器的普通老百姓也没能躲过去。

这让他心里直打鼓，开始害怕起来，原本心里那股革命的热情也慢慢冷了下来，最后他做出了退党的决定。

包惠僧在大革命那会儿，既是共产党也是国民党的一员，身份挺特殊。他就去找了关系不错的何成浚。

何成浚那会儿是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的一把手，还兼着政治行营的头儿，手里的权力挺大。

他看到包惠僧来找自己寻求出路，二话不说就把他收了，让他做了自己的助手。

包惠僧对这份工作心里头不太乐意，所以在1931年秋天，他给蒋介石寄去了一封想找工作的信。

蒋介石一听包惠僧有事情需要他帮忙，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

包惠僧这个人，名声在外，他不仅仅是中共初创时期的58名党员里头的一个，后来还成了党组织里举足轻重的领头人物。

要是把他拉拢过来，那肯定能给咱们带来不小的宣传效果。

所以，蒋介石立马把那人叫到了自己身边，给了他一堆头衔，像是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啊，军事委员会的秘书啊，还有中央军校的政治教官等等。

接下来几年，包惠僧的仕途一帆风顺，他先后当过防空委员会第四处的副头儿、户政司的一把手，还有人口局的局长这些要职。

说实话，从包惠僧担任的这些岗位来看，他确实是往上升了，但这些职位吧，跟军事、政治大权没啥关系，说白了就是些没啥实权的空头衔。

这一点足以表明，蒋介石对他非常戒备，处处都显示出怀疑的态度。

1948年年底的时候，全国快要解放了，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包惠僧心里也清楚，国民党早晚得完蛋，所以他就悄悄地带着全家老小溜达到了澳门。

新中国一成立，这消息立马就传遍了全球各地。

包惠僧在澳门瞧见那份报纸的时候，心里头那个激动啊，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说到底，这曾经也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事儿嘛。

瞅着照片里毛主席、周恩来、朱德那些亲切的面孔，他心里头有了回大陆的念头。

但是，他那时走了背叛党派这条路，以前的战友们还会不会宽恕他呢？

犹豫不定时，包惠僧打算先试探一下，于是给以前关系挺好的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看能不能求得他的谅解。

北京政府周总理恩来先生：您和各位前辈历经二十多年艰辛努力，才有了今天的局面，真是让人敬佩又欣慰。希望您能用胜利来争取和平，再用和平让百姓过上新生活，为百姓伸张正义，这样天下就会归向仁德了。我在南方时刻盼望着与您相见，心情非常急切。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搭乘便船前来拜访请教。弟包惠僧敬上。

信寄出去以后，包惠僧心里七上八下的，老往邮局跑，一天得跑好几趟，就问邮局的人有没有他的信。

在北京那边，周总理接到信后，可真是左右为难，心里既高兴又犯愁。

让人开心的是，过了这么多年，终于又听到了老战友的消息，他说自己还是想回到革命大家庭里来。

让人头疼的是，包惠僧以前走了弯路，现在他突然想回头是岸，大家会不会接纳他呢？我到底该不该给他个回应呢？

关于这事儿，周总理没了主意，于是就去找毛主席，一五一十地跟他讲了事情的经过。

毛主席看完那封信，好一会儿都没说话，估计这时候他心里跟周总理一样，啥滋味都有。

过了好一阵子，这位了不起的领头人才叹了口气，跟周恩来说：“你要是想回来，那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听到这话，周恩来赶紧追问：“那得是啥条件呀？”

毛主席揉了揉太阳穴，认真地答道：“他回来后，得真刀真枪地给党和人民一个说法！”

得了毛主席的点头，周恩来一回西花厅就立马动手写了一封回信，催他快点来北京一趟。

包惠僧一家子到北京后，周恩来、董必武这些老朋友可高兴了，立马给了他们一个大大的欢迎。

当天晚上，欢迎宴会上，董必武忍不住有些责怪地说：“你那时候跑到国民党那边当官，是不是就把我们这些老伙计给忘了？”

说完那句话，包惠僧的眼神变得迷离起来，没一会儿，他就把杯子里的酒全喝了，然后低着头，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想起以前干的那些事儿，他心里头别提多愧疚了。本想开口说点什么，可到了嘴边，愣是一个字都蹦不出来。

场面有点僵的时候，周恩来站了起来，走过来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帮他打圆场说：“大家这不都是出于关心嘛，你到北京感觉咋样？这些菜还吃得惯不？”

包惠僧满怀感激地望向周总理，然后笑着回“周总理，北京真不错，这些菜肴也都很美味……”

接着，周恩来耐心地劝说起来：“以前的事儿，就算你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也不能全怪你，咱们就让它翻篇吧。往后，只要你真心实意为人民做事，还是可以得到宽恕的。”

随后，周恩来表情严肃地说：“这是毛主席让你重回队伍的要求，你得时刻把老百姓放在心里！”

听完这真诚的话语，包惠僧使劲地点了点头。

之后，包惠僧先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政治研究部门进修了一阵子，学完之后，他就干起了内务部研究机构和国务院顾问的活儿。

毛主席说的那个要求，他一直深深记在心里，也算是对以前做错事的补偿。